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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易明:弘忍东山门下法脉流变因缘初探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南禅的顿悟境界,应该通过神会禅师自身的阐述去深入理解。当崇远禅师问及慧能禅师与神秀禅师是否同学?而其教又是否相同之时,神会禅师明确到:神秀禅师与慧能禅师虽为同学,但其教未曾相同。而其教不同,不仅在於由达摩祖师到慧能大师六代祖师未曾有如神秀禅师这般成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更为本质的是神秀禅师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神会禅师认为不然。对此有一说法:“从上六代已来,皆无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是以不同”。所以,所谓的渐修之道,实际上是指北宗所主张的,於世间习气的净化、浮躁心识调伏基础上的悟道。这从一般世间修学之道而言,具有时间上、条件上的先决性,由“时时勤拂拭”,才能达到最後的“尘埃”不“惹”之悟境。然而,依照神会禅师的理解,这一说法,实际上将整体性“悟”进行的分割,而这是不可取的。依照般若学的义理和中观学的分析,悟前之一切,不能谓悟,先验性的“悟”是不存在的,故只有整体的获得才能说是“悟”,悟则悟,不悟则不悟,其中无渐变之过程。但这不等於说神会禅师对渐修的否定,其宗旨在於更深层次上对“悟”境的整体把握。“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譬如其母,顿生其子,与乳渐养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长。顿悟见佛性者,亦复如是,智慧自然渐渐增长”。 这一精到的阐述和绝妙的比喻,凸显了如宗密法师所总结的“必先顿悟,依悟而修”的菏泽独特的顿渐之理。


    但是,世人对其顿悟渐修之妙理,理解的不多,真切把握的更少,故随着其法脉的流传和普及,偏执於顿悟而荒废渐修,甚至於鄙弃经教、否定笃实修学、颟顸修行次第、模糊二谛圣言等弊端,也在晚唐与五代之际逐步显现,南禅之禅风的流俗也愈益显现。这也就是後人说“败亦神会”之由来。事实上,这与神会禅师的顿悟说本身无关,而是後学者的有意无意间对其精义的片面、极端的理解所致。五代时法眼宗创始者文益禅师在其所著的《宗门十规论》中,对後唐以至五代的禅宗之流弊,进行了严肃而有条有理的批判。即已揭露禅学末流如下十种弊端:自己心地未明、妄为人师,党护门风、不通议论,举令提纲,不知血脉,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理事相违,不分触净,不经淘汰,臆断古今言句,记持露布临时,不解妙用,不通教典,乱有引证,不关声律不达理道、好作歌颂,护己之短、好争胜负 。这一弊端确实普遍存在。


    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因为神会禅师的“顿悟”说而蜕化成文益禅师所揭露的十种弊端,其中固然有根机迟钝之学佛者对於祖师们的良苦用心及机巧风范的曲意歪解,但更为普遍的因素是世人对禅宗的误读曲解。对於“悟”的内涵在把握上的错位,是其关键点。国人始终分不清“悟”与“解脱”之间的分野,认为“开悟”即为“解脱”,开悟即为“成道”、“涅槃”。其实,悟者,领悟开窍,切身之感悟、深刻之体会也。正如只有具备了对一个原理的深切体会、切身感悟,方能逐步训练、娴熟驾驭,恰当运用一样,只有对“苦”、“集”二谛所揭示的生死流转之理於身心上的深切体会、切身感悟,才能算是真正把握了佛陀所揭示的这一人生之真相、众生之实况。正如上述神会之“顿悟”的理念所揭示的那样,悟者谓悟,不悟者就是迷茫,此中无所谓的“渐悟”之可能。而只有在此“开悟”的基础上,方能落实“渐修”之“道”,通过其由《大乘起信论》所揭示的逐步消堙对言说相、名字相、心缘相的执著,由不觉步入相似觉、随分觉,直到究竟觉,最终达致“灭”谛,完成道谛之“渐修”而达解脱之“灭”境这一“还灭解脱”的过程。其实,佛陀四谛说的根本旨趣中,已经由“流转生死”与“还灭解脱”的阐述中,揭示了“顿悟”与“渐修”的圆融无碍、相互依存的关系,厘清了“悟”与“觉”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和相得益彰,由佛法修学体系的整体而言,学修佛法者应依照信解行证四阶段次第渐入。所谓“悟”、“修”,事实上属於“行”之阶段,由信、解而得以“悟”,依悟而修,渐修而觉,觉而解脱,是顿渐关系的切实表述和真实写照。而由此也可清晰地确定,禅宗之“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理念,以及诸多机锋、公案、话头等,是针对众生在信解佛法过程中的诸多曲解、附会、片面、僵化、狭隘等症状的苦口良药,是导引众生正确信解而达致“开悟”的道路、方向和诀窍。由此,众生修学之路在其信解得悟、依悟而修、渐修而觉、觉而解脱之次第进程中,得以完成。


    印度禅修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修身养性的文化相结合,在中华文明的土壤中结出了中国禅宗的奇葩。但是,正如裴休所言:“禅法大行,宗徒各异,互相诋訿,莫肯会同。切要辨其源流,知其深浅,比虽留意,未得分明” 。而中国禅宗本身的演变、分流与合流的漫长历史,得以成就了煌煌禅宗的绵绵流长。在禅宗的演变过程中,四祖道信,特别是其法嗣五祖弘忍东山门下的南北禅学的分野,是禅宗历史上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慧能大师的《坛经》奠定了中国禅宗的宗风,而菏泽神会禅师的雄才辩驳,犀利维护,造就了南禅的一枝独秀;嗣後禅宗所发生的由祖师禅到分灯禅的分流,以及随着法眼、云门、沩仰三宗的衰落,禅宗成为临济与曹洞两宗法脉合流诸法流,传弘至今的局面,都与中唐时期弘忍禅师之东山法门的变革,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客观而论,中国禅宗的法脉流布的此消彼长,以及对於经典诠释视角的选择、修学法门的取舍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属性、以及政治因素对於宗教抉择的结果。直至当代的禅门,已经毫无理由和必要在南北禅之间有所褒贬,两者对立的政治基础早已烟消云散,两者义理和意趣上的融通、合流,也早为历代高僧大德所揭示。笔者以为,当今中国禅宗界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生活禅,其思想和义理,即有北宗精华汲取,又有南宗精髓之支撑,融顿悟渐修於一炉,对曹溪之旨,达摩之趣,可谓是忠实的继承和积极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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