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诗词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社会生活中，诗作为一种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心智之果，已经很深地渗透到各阶层人们的精神之中，成为他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重要载体。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一例外地在诗歌的王国中打下了烙印；或者反过来说，就反映中国文化而言，诗歌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而佛教是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宗教，几乎与中国的文学走向自觉同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也及时发现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因而一些僧人在传法示道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诗的体裁，或宣扬佛教哲理，或表达方外情趣，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而在唐代出现的以佛教教义为底蕴的僧诗对唐代整个文化走向繁盛做了一个准备，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佛教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从诗歌的历史变迁来看看佛教文化对中国整个诗歌影响的一个历史过程。在魏晋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玄言诗，刚开始玄言诗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以士大夫注解老庄形成的玄言诗，二是以支遁、王蒙、谢安、王羲之等名流高僧所形成的“兰亭诗”。当时之名流高僧常在一起谈论、注解老庄，而以支遁的注《庄》为最著名，据说当时支遁的注《庄》名气很大，包括如谢安、许询、王蒙、王羲之等隐士名流都十分佩服，后来，以王羲之为首的一批隐士名流在浙江会稽山阴之兰亭集会，王亲为所集结的诗作序，遂形成兰亭诗派。此为玄言诗的又一高峰，而影响此种诗的即是佛教的般若学，进入南北朝后，诗风一变，两晋的玄言诗逐渐为南北朝的山水诗所代替，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而山水诗之集大成者，当推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此正如清代诗人沈曾植所说的:“康乐总山水老庄之大成，而开其先者支道林。”此中不管是谢灵运抑或支道林，都是佛教中人。支道林是魏晋般若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而谢灵运则是南北朝佛教涅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改治北本涅盘经为南本涅盘经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也是首倡顿悟成佛论的竺道生的最积极和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之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谢灵运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诗擅长景物刻划，讲究雕琢字句，喜用典故，注重形式，为后人留下许多名篇佳句。他对山水诗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而谢灵运所以能在山水诗上有这样的成就，按唐代诗僧皎然的说法，是“康乐公早岁能文，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助邪？！”所谓“空王”，亦即般若性空学说。
到了唐代，随着中国抒情诗进入黄金时代，随着佛教的进一步繁荣，僧诗也进入了全新的、也许是最高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不少僧人都有着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无可、皎然、齐己等，都能够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更加丰富，而且手法更加多样，带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据统计，《全唐诗》共收诗人2200余人，诗歌900卷，而其中诗僧即占100余人，64卷。这个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唐音癸签》卷八记载中晚唐时，许多佛徒都善诗。他们“背箧筒，怀笔牍，挟海溯江，独行山林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态，几夺禅诵”，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而唐代那么多著名的诗人也同样受着佛教文化深深的影响，其中最甚者就是王维，王维崇佛受家庭的影响，其母亲就是一个十分虔诚的佛教徒，师事神秀的高足普寂（即大照禅师）数十年，王维本人与禅学南北二宗的许多禅师都有交往酬唱，留下了许多富有禅意，影响深远的禅诗。王维的诗极富禅意，最有名的当推《终南别业》和《过香积寺》，被视为是禅诗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