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所战俘集中营的黑暗日子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70年前的2月10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碎了海南岛的宁静，在日军侵琼战争的中后期，不但海南人民深受其害，盟军战俘也遭遇其害，东方市八所镇北面有个叫作“北黎”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那里建有一座战俘集中营，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和印度等国的盟军战俘，曾经在此过着3年暗无天日的日子。战后，尤其是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多位媒体同仁先后来到八所，寻访和报道当年有关战俘的细节。

　　2003年9月14日上午，一座纪念二战期间被日军抓获和奴役的澳大利亚籍战俘的“海鸥支队”纪念碑，在东方市老欧村正式揭牌，当年有位86岁高龄的老人作为澳方的代表之一，参加了那个简短的仪式。他名叫阿道尔·普来捷，是那批战俘中的幸存者。海南日报记者当时现场见证和报道了纪念碑揭牌后，普来捷和同龄的中方劳工向全紧紧拥抱在一起痛苦流泪的场面。

　　时过将近6年之后，阿道尔·普来捷先生依然健在。2007年11月15日，这一天是老先生90岁的生日，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杨竞教授，曾通过互联网跨洋访问了阿道尔·普来捷，请他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守岛盟军不堪一击

　　阿道尔·普来捷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于1940年8月入伍从军，是一名卫生兵，所在部队为“海鸥支队”（Gull Force）。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普来捷随同部队于1941年12月14日从澳大利亚最北部的达尔文港乘船，增援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

　　澳军在当月17日抵达安汶，立即进行防御准备。1942年1月31日早上，也就是澳军上岛6个星期后，大约有23000人的日军，分乘37艘舰船，在安汶港三处同时登陆。不到一天，荷澳盟军守岛部队就被击败，余下的全部做了日本人的俘虏。

　　阿道尔·普来捷被俘时不到25岁，兵龄只有2年。

　　盟军不堪一击的原因，普来捷认为主要是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当时我们总共只有6500人的兵力，其中澳大利亚军队1100人，荷兰军队约400人，当地安汶岛土著部队5000人。”

　　在安汶岛，战俘们受尽了日军的非人折磨和残酷拷打，不少人惨遭枪杀或拷打致死。

　　但接下来战俘们的遭遇，更是生不如死。

　　战俘充当劳工

　　1942年10月25日，263名澳军战俘和245名荷军战俘，被押上“大兴丸号”运输船，在海上经过航行了11天，途中还经历了三天的台风，最后于11月5日，抵达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八所盟军战俘集中营。

　　阿道尔·普来捷回忆道：“当时海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荒芜的沙丘。”不久，他在战俘营中迎来了自己的25岁生日。

　　荷澳两国战俘在八所并没有享受到战俘应有的待遇，他们的命运与日军从上海、广州、江门、厦门、台湾、香港、澳门和本岛强征和抓骗4万多名劳工，以及1000多名印度、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战俘一样，成为开采石碌矿山，修建铁路和八所港的免费苦力，其中参与修建八所港的就有2万多人。因为日军为了掠夺石碌矿山的铁矿石资源，尽早通过铁路和港口将矿石运走，必须加快施工进度，所以投入了大量的劳力。

　　在日军皮鞭和枪托的逼迫下，加上劳工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其恶劣，自1942年1月八所港开始动工至1943年5月完成第一期工程止，2万多名劳工幸存者仅2000人左右。

　　有的战俘已经患病，但只要能走路，日军还是让他们带病外出劳役。

　　食宿条件恶劣

　　八所战俘营主要由三排建筑物组成，一排是澳洲大兵住，另一排则是荷兰人的营地，剩下的一排房子，就权当是临时医务所了。

　　在从安汶岛运送这些战俘到海南岛前，日本人曾承诺说，到了新的地方后，会有医院等设施，可是一直到1945年8月底被解救时，这些病怏怏的战俘，还是住在临时搭建的战俘营医务所中，设施极其简陋。

　　2003年，阿道尔·普来捷在东方市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到了八所战俘营，由于他懂得医务，日本人没有让他干苦力活，因此相对其他劳工来说，他的工作要轻松得多；但居住条件非常之差，500个人挤在一个大棚里，还要时时受日军的监视，以防他们逃跑；吃的就更不用说了，一般情况下是一天2“杯”稀饭，偶尔会有一些蔬菜，他记得自己最好的伙食是有一天吃到2块猪排，然而大多数时候都是食不果腹的，所以他和一些劳工常常在战俘营的沙地上捕抓一些小蛇、老鼠和蜥蜴充饥，否则他恐怕难以存活下来。

　　有2名澳籍战俘不堪忍受日军监视下的苦役和猪狗不如的食宿条件，伺机逃出了集中营，在八所东边的老欧村里得到了村民的掩护和照顾，后来不幸病故。这也正是6年前澳大利亚方面为何要在老欧村建造纪念碑的缘故。

　　可怕的脚气病

　　八所盟军战俘营的官兵，由于遭受饥饿、死亡和疾病的困扰，许多人都是活在过了今天没明天的境况中，处于死亡的边缘。在一系列困扰战俘的疾病中，如痢疾、疟疾、肠炎、溃疡、皮屑、硬化症及其它慢性疾病，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脚气病。

　　脚气病分“干型脚气”和“湿型脚气”，都是因人体长期缺乏维生素B1所致，前者最直观的症状是身体干瘦，后者为全身浮肿。这些症状在八所战俘营里触目皆是，1945年8月底，营救他们的美军士兵专门拍下了大量的图片。

　　阿道尔·普来捷记得：1942年12月13日，自己曾染上了痢疾，9天内体重从150磅降到106磅，直到第二年2月17日才痊愈；在进入战俘营的前6个月，就有6名战俘因为痢疾不治而死。

　　不久由于营养不良，普来捷又先后染上干型和湿型脚气，患上湿型脚气时，他的体重反倒增加了，6天内从150磅增加到176磅，从头到肩一样宽，那是身体浮肿造成的。

　　战俘营里病号最多时躺下的就有70人之多，而最让普来捷心痛和沮丧的是，有时候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法救活的重病号，奄奄一息地慢慢死去，自己却无可奈何。

　　即使身陷苦境，但战俘们心中仍存有获救的盼望。

　　代号“鸽子运动”的营救行动

　　据阿道尔·普来捷的日记记录，最晚在1944年初时，盟军应该就已探明了设置在海南岛八所的战俘营位置，并开始派遣轰炸机前来，轰炸当地的日本营房，但每次轰炸总是绕过战俘营，以避免误伤他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军便派出战略服务室的约翰·辛格劳少校 (John Singlaub) 组织一只精干的营救队，尽快解救那些被囚在八所的战俘。

　　8月27日，营救队队长辛格劳少校和他的8名战友（包括1名中国军人），执行代号为“鸽子运动”的海南战俘营救援行动，他们冒着极大的危险，从昆明乘C-47运输机出发，中午时分抵达八所上空后成功跳伞落地。

　　看到盟军的飞机到来，战俘营里沸腾了起来，他们有的激动地抱在一起，有的大声地喊道：“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了！”

　　经过与日军交涉，营救人员次日进入战俘营。根据辛格劳少校的报告：“鸽子运动”营救澳大利亚战俘260人（其中80人重病在医院）；荷兰战俘267人（其中91人在医院）。营救队在八所战俘营墓地发现有67名澳大利亚战俘死亡，荷兰战俘100多人亡故。

　　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资料透露：当时，日军想让美军营救人员接受投降，但辛格劳少校拒绝了他们，认为应该让中国的军队来受降；不久又有4名战俘丧命，这不排除是日军因美方拒绝受降而恼羞成怒的报复行为。

　　此后几天，营救队通过小火车将幸存战俘运送至三亚，在榆林港搭乘英国“昆伯勒”号驱逐舰撤离到香港后回国。

　　直到被解救时为止，阿道尔·普来捷先后在八所度过了将近3年的时光。回国后，他在悉尼火车站当售票员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