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密码

　　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摩崖石刻是指人们在天然的石壁上摩刻的所有内容，包括各类文字石刻、石刻造像，岩画也可归入摩崖石刻；狭义的摩崖石刻则专指文字石刻，即利用天然的石壁刻文记事。

　　摩崖石刻不仅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许多摩崖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或富于天然之意趣，或体量巨大、气势恢弘，或为名家手笔，为秀美的自然风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在我国的广大风景名胜区和过去的人类活动地点，保存着许多重要的摩崖石刻，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八处，分布在山东、陕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和福建等地，字体包括篆、隶、楷、草、行等。（陈耿辑）

　　在海南岛中西部山区，至今还遗留着元、明、清等朝代的摩崖石刻，每一处石刻上的文字都记录着某段往事，其中一部分诉说着封建王朝平定民间起义的历史事实。

　　五指山、黎母山和尖峰岭一带的摩崖石刻，最是能够让人遥想当年，它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非常值得后人去研究和挖掘。

　　元代：兵马来到尖峰岭

　　雄起于海南岛西部山区的尖峰岭，山体气势巍峨，主峰极其陡峭，繁茂的热带雨林，山顶的自然天池，使得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蜚声岛内外。在尖峰岭南麓一片高大的柚木林中，有一块独特的花岗岩巨石，上面刻着“大元军马下营”6个大字，左边还有两行小字，分别为“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和“十一日到黎婺山”。据查，这里的“黎婺山”不是今天琼中县的黎母山，而是指尖峰岭，因为古代方志里曾将今天的尖峰岭称作“小黎母山”。这块巨石上的石刻记载了元代与海南相关的一场战役。

　　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上书平黎策略，五月，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他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率兵7200人于十月渡海，又收兵14000人，可惜不久便病死；其子陈谦亨继续带兵征剿，但第二年七月被召还朝，新的都元帅朱斌，“统兵深入人迹不到之处，黎巢尽空。明年甲午春，刻石五指、黎婺而还。”

　　对于元代军队对黎族发动的这场战役，明代琼山人、正德《琼台志》的作者唐胄认为：“是役也，自开郡来所未有。然计兵仅二万一千二百人，计时虽二十六月，然实用兵才十三阅月尔。”

　　这是一次从海南岛开设珠崖、儋耳二郡以来，从未有过的胜利，从1291年的十月到1294年的正月，时间跨度虽有26个月，但实际用兵时间只有13个月，却收到了“得峒六百，户口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七”的效果，其间的1292年还建置了“屯田府”，设立了“定安”、“会同”（今属琼海）二县。

　　这些记载在明嘉靖《广东通志》里的史实，今天读来仍可想见当年战争的规模之大，可以闻见元兵纵横黎族村峒时的杀戮之气。元朝的铁蹄横扫之后，似乎加强了对海南岛的统治，然而，此接下来的元朝帝国政府对黎族百姓的压迫和盘剥，矛盾日积月累，逐步升级，又为后来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线。

　　在东方市东河镇中方村古镇州城址东南方向约3里处，有一条乡间小河———当地黎族老百姓称之为“石字河”，河的东岸也有一处石刻———“大元军马到此”，没有时间和题刻者的落款，不过当地史志工作者认为应该是元代将领朱斌等人留下的，因为那里位于尖峰岭北面50公里，当是元兵的征剿范围。

　　明初：挥师开路耿天璧

　　据《琼中县志》记载：在琼中县中平镇加慢新村东面约250米处的一块大石上，直书楷体阴刻着：“大明洪武下琼州。耿天璧。军民至此，开通道路。”可是记者两度前去找寻，却终无所获，村民觉得石刻可能是被茂密的植被覆盖住了。

　　这一摩崖石刻上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耿天璧是什么人？他为何到此？倒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为了寻找这一石刻上的历史事件，记者查阅了明代的嘉靖《广东通志》和万历《琼州府志》。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征南副将军永嘉侯朱亮祖挥师直捣雷州，威声所致，海南岛上的元朝残余势力络绎归降，就连海南分府元帅陈乾富（陈仲达之孙、陈谦亨之子）都迅速表示愿意归附；许多黎族首领也纷纷奔走听命，只有“乐会小踢峒酋长王官泰顿兵不散，亮祖统指挥耿天璧等将大军抵其地，败走其众。”

　　根据石刻上的信息，耿天璧无疑是朱亮祖的部将，他不光是驱散了黎族兵民，还开通了当地的道路。志书里提到的“乐会”，现属琼海管辖，琼中中平加慢新村一带与琼海会山镇交界，那里在1948年琼中县设立之前，一度是琼海的辖区。

　　明末：多少冤魂黎母山

　　“宋苏东坡题：黎婺山头白玉簪，古来人物胜江南。春蚕吃叶人千万，秋鹄凌云士十三。去日黄花香袖满，归时绿草映袍蓝。荒山留与诸君破，始信东坡不妄谈。曾忠重修。”这是位于琼中县湾岭镇新坡村北面2公里处东坡岭上摩崖石刻的一部分内容，诗的左右两侧还有一些文字。不久前，记者与海南大学周伟民和唐玲玲两位教授下乡采访时，在当地村民指路下发现的一处文物古迹，记得当时同行的还有原琼中史志办主任谢晋颀先生。

　　东坡岭制高点有一块高约3米，宽约5米的花岗岩巨石，上面自右向左阴刻了不少楷体字，但由于长期风化，多数文字已经很难辨认。第一行文字为“平黎勒石”尚可看清，但从第二行开始的“万历二十有七年，邓将军……斩一千八百有奇……”等文字便显得断断续续，很难成章。落款为“万历岁次丁未仲秋之吉管理太平营兵务把总曾忠勒”。

　　石刻中间便是所谓“宋苏东坡题”的诗句，左侧则有“婺□剑耸插银簪，百万貔貅捣指南。□列星棋成阵八，柱标功盖横分三。飞鸟尽空天色白，良弓藏己裳尘蓝。世平不用追风犬，猿臂勋名傍石谈。平黎子曾忠和。”

　　同行的琼中史志工作者谢晋颀告诉记者，按万历《琼州府志》等史料的记载，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间（公元1597年至1599年），琼山南部地区（现琼中黎母山地区）的黎族群众在首领马矢的带领下，多次发动起义，摩崖石刻上的“邓将军”为当时镇压马矢起义的“东山游击邓钟”，曾忠是邓钟的手下干将；明朝官军平定马矢起义后，曾将1800多名俘虏来的义军将士斩首示众，与摩崖石刻上提到的“斩一千八百有奇”是一致的；而曾忠的和诗除附庸风雅，还显露出作为封建王朝屠杀义军的刽子手的洋洋得意之情。

　　毗连湾岭镇的黎母山镇政府东面约3公里处的水蕉岭上，还有另外一处见证明朝官兵平息马矢起义的摩崖石刻。水蕉岭高不过100米，但山势甚陡，荆棘丛生，上下需用1个小时。在山顶一块正面呈三角形的花岗岩石头上，直书阴刻一首无题的五言古诗：“泽布千秋永，功成六月奇。驱除志尚远，遗恨早班师。”落款为“万历庚子温陵庄渭扬题”。

　　周伟民解释说：“诗的首句是歌功颂德之辞，称颂皇恩泽被四方，可以持续千秋万代；第二句交代了官兵在农历六月里打了胜仗；第三句道出了将领们不满足于现状的踌躇之志，认为平黎之事任重道远；最后一句对上级下令班师显露出了些许埋怨之情。”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官军在农历四月兵分三路，一举平息马矢起义后，于第二年兴建“水会所城”，第三年创立“水会社学”，从“平黎”转向了“抚黎”。因此，石刻落款中的“万历庚子”为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庄渭扬是当时的“琼崖参将”，平黎主将之一。

　　尽管官兵成功平息了马矢的起事，却在黎母山制造了多少冤魂，但大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由于政治日益腐败，起义此起彼伏，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万历皇帝朱翊钧辞世（1620年）后24年，明朝的统治终告结束。

　　清代：冯子材到五指山

　　琼中县西南部、五指山东麓有个上安乡，毗连五指山市的水满乡。上安原名“长安”，取意“长治久安”。

　　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廷日益腐败无能，各地百姓难忍苛捐杂税，居住在海南岛中部的黎族和汉族此时也爆发了起义。清廷派遣当时任钦廉（广西钦州和广东廉州）提督的冯子材，率兵来琼镇压。

　　扑灭义军举事后，冯子材上书朝廷《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出在海南黎族地区开辟12条“十字”大道的设想。1886年底，冯子材的军队开通了北起定安岭门（今琼中县湾岭镇），经蛇蚺峒、十万峒、牛栏峒、喃唠峒仕阶村，然后越过五指山，南至水满峒（今水满乡）的大道。第二年，为了庆祝修路之功，冯子材父子在五指山东麓的巨石上，题刻了“手辟南荒”4个大字。

　　有人还专门丈量过这一石刻的长宽和大小———外围123厘米×370厘米，“手辟南荒”为横书楷体阴刻，每字为80厘米×63厘米，上款“大清光绪十三年春”，下款“钦差大臣太子少保督办全琼军务钦州冯子材志、三品御广西即补荣知府子相分省遇缺尽先前华统兵平靖客黎各所勒此并志”。

　　在上安乡仕阶村附近，还有冯子材的幕僚或属下题刻的“百越锁钥”、“巨手擎天”和“一手撑天”等摩崖石刻；此外，在仕阶村东边小溪的一块石头上，尚有一些由于受到风化而比较模糊难辨的文字：“皇清光绪，丙戌丁亥；冯帅戡黎，收回化外。前有海瑞，后有冯公；通道设县，志继刚峰。三公五郎，整军经武；各领偏师，开疆辟土。誓清瘴海，深入不毛；冯家勋业，五指同高。”

　　石刻中提到了明代的海瑞，其中“刚峰”是海瑞的号。海瑞曾在《治黎策》（又作《平黎策》）中，强烈呼吁朝廷在海南岛黎族地区“开通十字大路”，设立州县，迁徙民众，互相渗透，以达到顺服王化的目的，并坚称“吾未见州县之不立，十道之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冯子材的主张虽与海瑞的略有不同，但其幕僚却乐于将冯子材与海瑞相提并论，且不乏歌功颂德之词。

　　而在五指山南麓的水满乡，有一个叫做“冲门头”的小山村，村子附近有个“雅宾坡”，坡上有块岩石，上面自右向左横刻了“仙掌云开”4个大字，其有右侧直书“大清光绪，十有二年，岁在丙戌，嘉平既望，开路告成，勒于山麓”，正下方是勒石者“淮南方长华”等人的名号。从这处石刻的时间和地点判断，它应该与五指山东麓的摩崖石刻群处于同一历史背景，都是对冯子材军队开辟道路的记录。（记者陈耿特约记者尹秋艳黎大辉孙体雄）

学者评说——海南摩崖石刻价值：补史阙证史实艺术美

海南的摩崖石刻，虽然年代较晚，遗存的也不多，但仍然具有珍贵之处，对研究海南岛的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日，海南大学的周伟民教授就海南摩崖石刻对补充历史记载，证明史料真伪的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艺术价值，进行了一番评说。

　　石刻精品弥足珍贵

　　在海南已发现的摩崖石刻中，周伟民教授列举了一些精品，如万宁市东山岭上的“华封岩”石刻，诞生于北宋宣和四年，即1122年，是海南岛最早的摩崖石刻，它与“地拔奇观”、“小瀛洲”、“青云路”和“雄峙南天”等石刻形成组群，都是研究宋代宗教的珍贵资料。

　　南宋吉阳知军毛奎题刻的三亚大小洞天石刻群，介绍了发现大小洞天的始末，把当时看到的美丽景色，通过刻石来告诉后来游人；这些摩崖石刻精品处在浩瀚南海边的南山幽谷之中，可谓妙不可言，美不胜收。

　　在三亚荔枝沟“落笔洞”内，那些宋元明清各代文人题写赞美落笔洞的摩崖石刻，显现出浓浓的文化氛围，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补充史阙辨别旧说讹误

　　周伟民认为，摩崖石刻是彰显海南历史的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它们可以起到帮助考证和补充史阙，以及辨别旧说讹误之处的作用。

　　譬如，乐东尖峰岭的元代摩崖石刻“大元军马下营”，就明白地告诉后人元军在至元三十一年到尖峰岭镇压黎民的史事。但是，这一事件在《元史》中没有记载，就是领兵作战的都元帅朱斌的传记中也没有记录，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则写到这一剿黎事件。“大元军马下营”石刻的内容刚好与顾炎武的记述吻合，共同补充了一段历史。

　　此外，《清史稿》的《德宗纪》中没有冯子材在光绪年间到五指山地区剿黎和抚黎的记载，即使是《冯子材传》中，也只是简单说到“十三年讨平琼州黎匪”。而分布在五指山一带的摩崖石刻，则真实而又生动地保留着冯子材军队平黎的史实。

　　山景书艺完美交融

　　周伟民教授对万宁东山岭的摩崖石刻群评价甚高，认为那是宋代以来书法艺术的宝库，近50处石刻，展现了海南书法艺术的古老历史文化。

　　笔法苍劲、神韵足生的“华封岩”，用笔劲挺、奇浑神秀的“天开古洞”、“东山耸翠”、“南天斗宿”、“天造地设”、“海南第一山”，端庄敦实而不是飘逸灵动的“云壁凌霄”、“奇甸岱宗”、“洞天福地”和“去思”等摩崖石刻，使得东山岭山景和书艺融为一体，美仑美奂。

　　周伟民说：“东山岭上摩崖石刻林立，集书法、文学艺术于一体，与自然山色融合无间，不啻为一个露天的书法艺术展览馆，是海南岛上自宋以来艺术活动表征之一斑。这些石刻已绵延了数千年之久，其艺术生命还将延续下去。”（记者陈耿通讯员张玉洁特约记者尹秋艳）

　　1369年，距今整整640年前的明代洪武二年，明军官兵的铁蹄踏入今天的琼中县境内，平息最后一小股不愿归顺大明王朝的军事力量，真正从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治，明军将领还留下摩崖石刻———“大明洪武下琼州。耿天璧。军民至此，开通道路。”———以见证这段历史。

　　在海南岛中西部山区，至今还遗留着元、明、清等朝代的摩崖石刻，每一处石刻上的文字都记录着某段往事，其中一部分石刻文字诉说着封建王朝平定民间起义的历史事实。

　　其实，按着史料和方志记载找寻历史遗存的踪迹，在海南的冬季，到中部地区去寻找那些年代久远的文物古迹，不失为一次兼具自然观光和人文探秘的充实之旅。

　　“大小洞天”不但海天一色，风光秀丽，文化底蕴深厚，这里还有———

　　南宋形成的摩崖石刻群

　　今天的三亚南山一带，山海相依，植被葱茏，风光旖旎，总让游人流连忘返。南山古称“鳌山”，因其形状如巨鳌潜伏于琼南滨海而得名。“大小洞天”景区就位于真正意义上的古代“鳌山”———南山，作为风景名胜，这里可谓历史悠久，现如今遗存在景区内的摩崖石刻群便是很好的佐证。

　　与中部山区的摩崖石刻不同，在内容上，“大小洞天”的石刻都是寄情山水，吟风弄月之作；在时间上，山区的摩崖石刻最早的是元代所留，“大小洞天”则是宋代就有，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摩崖石刻群之一。

　　800多年前的摩崖石刻

　　“大小洞天”景区最早的石刻，当属南宋淳熙年间吉阳军（今三亚）知军周的“石室”题字：“海陵周其?V，与郡僚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览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胜绝也。”寥寥46字，交代了自己的籍贯———江苏海陵（今泰州），以及同游者的名和字，还有具体时间———1186年重阳节，并对南山景致的高度赞誉。

　　“石室”位于南山半山腰，远看很像一座石头房子，可以避雨藏身而得名；从石室顺着台阶向南下行，便是景区里有名的“石船”，周当年不但在这块小舟形状的石头上面刻了“石船”二字，还题刻了《石船记》157字，可惜由于年月久远，风雨侵蚀，石船上的文字也已渐渐销蚀，只留下一个“何”字勉强可辨。

　　60年间，摩崖石刻成群

　　时间来到南宋淳祐年间，此时的吉阳知军毛奎也是一个喜欢寻访山水名胜的官员。淳祐丁未年（1247年），他不但在周发现的“石室”附近的一块巨石上，题刻了“海山奇观”4个大字，还在其下刻下了312字的《大小洞天记》；毛奎又在临海的一块巨石的朝西一面，题刻“小洞天”三字，每字1.65米见方，阴刻楷体，距离地面1米多；在巨石朝南一面，毛奎则命人刻上“钓台”二字，每个字约0.75米×0.75米大小，右刻“淳祐丁未仲秋”，左刻“郡守毛奎始经”。

　　在南山，毛奎还留下了“仙梯”、“试剑峰”、《大小洞天诗》和《大小洞天序》等多处石刻。至此，从周到毛奎的61年间，南山的摩崖石刻已经成群，南山也逐渐成为众多文人墨客向往的胜境。明代大学士丘?F，就曾向崖州举人裴崇礼打听“大小洞天”是否靠近城边路旁，是否容易探访。

　　摩崖石刻提升文化含金量

　　在毛奎之后，明清二代也有一些官员在大小洞天留下字迹，如“小洞天”石刻左侧就有“明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崖州太守同判官会稽顾一秉莞钟”这样的文字；近代和现代，也有一些书法名家，如郭沫若等人在南山留下的墨宝，但从历史价值来看，都难以超越南宋周康、毛奎等人的石刻作品。

　　与全岛其它地方的摩崖石刻相比，“大小洞天”的摩崖石刻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提升三亚旅游业的文化含金量，那里的摩崖石刻就功不可没，本身就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我省文史学者王俞春先生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讲，三亚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了旅游活动，因为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的南山大小洞天景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倘若没有那些摩崖石刻，“大小洞天”景区将大大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