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海南“小岗村”响起包产到户惊雷

　　这是一个只有百余人的不起眼的小村，却是一个在海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征程上里程碑式的村庄。就是这个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名为高隆陈村的小村，在32年前的1976年冬天，率先在海南实行包产到户，真可称为是“海南的小岗村”。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我们在当年曾任清澜公社星火大队高隆陈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队长陈明清的带路下，走进这个隐身在婆娑椰林中的小村庄，试图回溯到历史上一个显赫的节点。

　　龙眼树下响起包产到户的惊雷

　　“就是要让村民吃饱饭！”

　　这是公元2008年10月30日。

　　在高隆陈村，一颗枝叶翠绿的苦楝树下，有几位村民正在悠闲地打麻将。离这热闹的苦楝树不远，是一颗略显苍老的龙眼树，午后的阳光照在稀疏、寂寞的叶子上，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桑沧感。

　　时光倒流32年，1976年冬的一天，就在那颗不起眼的龙眼树下，36岁的生产队长陈明清像往常一样敲响挂在树枝上的钟，召集全村队员，召开一个他们当时意识不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直到今天，就连陈明清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当年从他手握的钟槌中传出的不仅仅是钟声，还是一声海南包产到户的春雷。

　　简短的开场白后，陈明清宣布，要把生产队的13亩番薯地承包到户。没等他介绍具体做法，村民中立刻炸开了锅。有人当场大声提醒他，这可是违反国家政策的、要损害集体利益的，弄不好，不仅要丢官，说不定还要坐牢。

　　尽管事先已与副队长、会计、出纳打过招呼，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尽管事先已有接受质疑的心理准备，但陈明清还是有些犹豫了。但很快，他发现在一片吵闹声中，反对的声音还是属少数。有一位村民站起来说，大家已连续几年拖欠国家的公购粮了，连饭都吃不饱，再这样下去说不定会饿死人的。

　　这话说到了陈明清心里去了。集体生产，吃的是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低，造成农作物产量低，大家都吃不饱饭。就说他家，三兄弟一年苦到头，不仅没一分钱收入，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承包的事他已琢磨了好久，认准的理只有一条：就是要让村民吃饱饭！况且，他对承包方案还很有谋略地进行了“技术”处理：一、全村有145亩番薯，他只拿出13亩来分给30个劳力进行试验，所占数量不多；二、每亩的上交数量定得很高：3000斤，并折算成工分计入队员劳动量中，这样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授人以损害集体利益的口实；三、虽然收获时超产归己，但生产过程统一种苗、统一种植、统一施肥、统一分配，还算是保留了生产队的劳动方式。这样，即使上面知道了，要骂也“骂不毒”。

　　想到这些，陈明清的心又定了下来，不管，干了！

　　接下来，便是划分地块，定好标号让大家抓阄。

　　改革的作用立竿见影

　　“番薯多到猪吃不完”

　　改革的作用立竿见影。时任副队长的骆春花说，她还记得，承包前，队员都是等敲钟才出工，早早便收工。承包后，天还没亮，大家便起来拣海藻、拣树叶，以作肥料。并且家家户户还养猪和鸡，既是为增加收入，也是为增加肥源。队员还积极到地里除草、施肥，总是很晚才回家。

　　记者从文昌市档案局找到了一份1978年由文昌县委和清澜公社党委工作组所作的关于“高隆陈生产队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报告中说，1976年前，高隆陈生产队番薯平均亩产量只有694斤，承包后这个数字达到了3077斤。

　　骆春花说，最高的亩产量达4000斤。承包的第一年，按5斤番薯抵1斤稻谷的折算方法，村民不仅把以前所欠的公购粮全部还清，还有剩余。

　　回忆起当年的丰收情景，那时的生产队会计、现在已是省城里某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祝先生说，大家挑番薯挑到怕。番薯多到人吃不完猪也吃不完，于是大家便刨开晒成番薯干存进缸里。祝先生说，他家里仅有两个劳动力，但稻谷加上番薯干就存了8个缸，而之前只需要两三个缸就足够了。

　　“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发出了必须悬崖勒马的“通牒”

　　“只要有饭吃饱，犯错误也不怕！”

　　很快，公社里知道了这事。当时的公社、县、海南区，乃至广东省委的领导都有不同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说“这是分田到户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公社党委书记找陈明清去谈话，叫他悬崖勒马，并威胁要撤掉他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但也许是有争议，这一“通牒”后来并没有真正施行。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陈明清不仅不退缩，反而胆子越来越大。他抱定这样的信念：“只要社员有饭吃饱，犯错误我也不怕！”1977年底到1978年初，他更是把生产队的稻田、花生、耕牛、椰子和农具都分到了人、分到户。田地、椰子等实行定工定产、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副业人员实行定额上缴、超产奖励；耕牛则实行队有私养，对半分成。这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仅一年时间，队里的粮食实现自给有余，社员生活有所改善。队里的耕牛也从19头增加到47头。社员符杏花说：“这样搞我们就有饭吃了。”

　　邻近生产队的社员对此羡慕死了，也闹着搞土地联产承包。

　　回忆起这些，今年已68岁的陈明清笑着说，当时他事先既不向上级请示，也不管政策要求就干开了，真是盲人不怕虎呀！

　　当年的海南区党委书记罗天获悉此事后，几次下到高隆陈村调查研究。200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悼念罗天同志文集》中写到，1978年秋，罗天在检查工作中发现高隆陈队暗中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有两年，他对此给予支持并在全区加以推广。

　　这是1978年呀，只有吃了豹子胆的人才敢这样做！当时，刘少奇仍沉冤未雪，包产到户这种曾被反复批判的生产方式，还是禁区之一。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了实行生产责任制，还要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按下了18个手印。就是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下发了两个有关农村农业问题的文件，但仍强调两“不许”（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很幸运，大胆的生产队队长陈明清遇到了一个更大胆、负责任的区委书记。罗天的做法在广东省委中引起很大争议。广东省委为此还派出工作组到海南调查。但罗天说：“不管他，救命要紧！”

　　现年81岁、曾在海南行政区党委农村工作部任职的老“农业人”卢仲坚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即使到了1979年，海南行政区党委的不少同志对包产到户还是不理解甚至极力反对的。

　　1978年，文昌县委组织了县社工作队进驻高隆陈村，总结该村的经验。在文昌市档案馆里，海南日报记者还找到了1978年县工作队写的高隆陈村生产责任制的总结材料，还有当年11月8日，文昌县委书记符和火在县直机关、工厂等单位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推广‘严格责任、定额管理、按产计酬，超产奖励’责任制”的讲话整理稿。而在1995年编著的《文昌县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78年9月，文昌县委总结推广高隆陈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按产计酬”责任制的做法，要求全面推进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此，高隆陈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得到大张旗鼓的推广。陈明清也一下子成了红人。他说，当年，每隔三四天就有小车来接他到处作报告，而罗天更是连续4年每年春节到他家拜年。他光荣得不得了！

　　到1979年，国家农业部调查组先后两次到文昌，对包括高隆陈村在内的27个生产队的责任制形式进行调查。卢仲坚说，调查组负责人对责任制虽然内心很赞同，但仍不敢公开肯定。

　　长年担任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现已退休的邢诒孔说，高隆陈村实行联产承包开了海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河，是轰动一时的事件，对全岛的影响十分重大。1979年2月，海南区党委召开水稻早造联产承包推广大会，就是以高隆陈生产队（还有琼山县红旗公社李宅园生产队）为典型，组织各市县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前往参观。这次会议后，全海南一下子就有1万多个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占全部生产队的55.7%。

　　对32年前的那场惊雷，今天的高隆陈村人觉得不过平常事一件。

　　“只是为解决肚子问题做了该做的事”

　　对于32年前的那场惊雷，高隆陈村的人大多认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不值得说来说去。他们对最近一拨又一拨的记者来采访感到很是不解。就是陈明清，也不愿多谈他当年的辉煌。他认为，他只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做了该做的事。然而，这种敢闯的精神已经悄然深植到村民的心中。也正是有了这种敢闯的劲头，小村一直在谋求着新的发展。

　　32年间，高隆陈村的人口只从117人增长到150人，但小村的面貌却是发生了大变样：稻田、番薯地变虾塘，土泥路变水泥路、瓦房变小楼，牛车变小轿车……

　　有的村民买了小轿车，至于摩托车，那更是平常了。村里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1978年，村里能算得上“车”的只是两辆牛车。

　　还有一些村民离开了土地，变成了市民。陈明清和陈文奇这两个30年前和30年后的“村官”的儿子、女儿们或当导游或当公务员或当老板，都不再像父辈一样当种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