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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文明——佛教徒在当代社会的使命 ——第十五次中韩日佛教

一、无明烦恼是人类危机的总根源

　　人类几千年来追求幸福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困苦，而人类的幸福却一再被自身的创造物所破坏。自从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逐渐被异化、物化、工具化、空壳化、符号化、数字化，给人的本来面目蒙上了一层层厚重的尘垢。

　　幸福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人类自身，而非外物。人类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全部来自于自身的无明烦恼，在其支配之下的所有行为，都必然是引发未来痛苦的直接原因。现代文明扩充了人的力量，激发了人的才智，却遮蔽了人的心性，毫无对治无明烦恼的良方。“人的解放”最终演变成为“烦恼的释放”，自私自利的欲望极度膨胀，人类在亲手建立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亲手埋葬了幸福前景。

　　无明烦恼的根源在于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最主要的三种表现分别是贪婪、瞋恨与愚痴。

　　1、由贪婪产生的经济危机

　　投机资本脱离了生产行为而唯以高额利润为追逐目标，“不劳而获的财富”被圣雄甘地列为“七宗罪”之一，形象揭露出投机资本的深刻本质。当这种没有真实财富支撑的资本以指数形式无有止境的迅速增殖，越来越多的货币就从实业领域转向投机领域，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因而迫使货币不断增发，不可遏制的推动各类资产泡沫形成，直至最终爆发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这便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症结。

　　2、由瞋恨产生的安全危机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障自身安全。这种依靠武力威慑建立的和平，与其说是安全，不如说是“恐怖”，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别人的恐惧来保证安全，通过恐吓甚至毁灭别人来保全自我”的暴力主义逻辑。今天，这种逻辑更演变出“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不惜同归于尽”的恐怖主义形式，给人类的集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非传统安全形势愈加恶化。

　　3、由愚痴产生的技术危机

　　人类刚刚挣脱了宗教偏执的魔掌，又急忙投入到科技崇拜的怀抱。人们以为拥有科技便拥有了主宰一切的力量，纷纷向其膜拜，但祈求的却不是自身的福祉，而是摧毁同类的可怕武器。人类愈加漠视地球母亲与其他生物的存在，想把自然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似乎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一切都将化险为夷、水到渠成。

　　资本、暴力、技术三股势力相互激荡，在内心烦恼的怂恿下，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动荡不安。现代文明发展到今日，宛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为了获得更多的力量，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在他陶醉于壮丽的幻想、等待伟大时刻到来的时候，魔鬼却早已为他掘好了坟墓。

二、现代文明无法克服烦恼的原因

　　现代文明主要成长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主客二元、理性至上、功利主义既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也是现代文明无法克服烦恼的文化症结，更是助长贪瞋痴烦恼的深层因素。它们最终导致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愈加强化了人类内心的根本我执。

　　1、主客二元——无法认知烦恼

　　对治烦恼，首先要正确认识烦恼。认识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向度，前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后者则是主体对自身的认知。对内认知要基于主观体验，而主观体验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由此西方文化转而着重发展基于主客二元的对外认知模式，尤其体现在其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

　　16世纪以来，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讨（即认识论）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中心，形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流派。无论是前者强调的感性经验，还是后者看重的理性推理，都是对外认知的方法，不足以体察内心世界。康德虽然以先验哲学对两者作出了融合与超越，但仍然没有跳脱主客二元的窠臼，没有解决对内认知问题。

　　西方的科学传统发展了丰富的观察测量手段，这也反映在探索人类心灵现象的心理学领域。被称作心理学两次重大转折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分别将人的行为表现和大脑活动作为认知对象，但也只停留在外部描述的层次，无法阐明心理活动的实质。

　　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迅速崛起，产生出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诸多流派。尽管它们在人的内心领域上有一些探索，但是将主观体验绝对化、片面化，也没有找到对内认知的有效方法。

　　2、理性至上——难以管束烦恼

　　西方文化的道德观秉承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理性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天赋，主张运用理性制约乃至消除情感、欲望对人的不良影响。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技能，康德提出“实践理性”，把道德设定为绝对律令。

　　不过，理性虽然能够对情感和欲望做出合理与否的区分，却不能驾驭情感和欲望的生灭。斯宾诺莎说：“人类最无力控制的莫过于他们的舌头，而最不能够做到的，莫过于节制他们的欲望。”［1］休谟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2］表面上被理性压抑的情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人内心中积蓄、恶化，甚至导致心理疾患。

　　当人们被恶念、恶欲控制的时候，理性反倒成为助纣为虐的得力帮凶。人类很多愚蠢行为正是出自“理性”的指导，如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双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却导致了非理性的两败俱伤。历史上曾经大行其道的军备竞赛、恐怖平衡，都是恶欲滥用理性的可怕后果。

　　理性至上还助长了人类的傲慢和狂妄，催生出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如有的观点认为，理性是人类优越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故不把动物纳入道德考虑范围，为了人类的利益就可以随意牺牲它们；乃至整个自然环境都是人类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支配和挥霍。

　　3、功利主义——姑息纵容烦恼

　　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承接古希腊快乐主义与启蒙时期经验论，认为判断一个行为道德与否，只看它的实际效益，而不必考察其真正动机。只要这种行为最终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即便动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被认为合乎道德。要使经济繁荣，就应该纵容人们的物质欲望，放任贪婪与挥霍的行为，甚至认为人类的邪恶欲望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曼德维尔便宣称“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倘若人类能够医治其出于天生邪恶所犯下的错误，那么，人类便不再能够生存于如此庞大、有效而文雅的社会中。”［3］

　　功利主义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但也急剧侵蚀了人类良知与社会道德的底线。一系列病态、丑态、变态、恶态的社会现象，皆在功利主义中找到了“存在即合理” 的依据，真伪、善恶、美丑的界限因此而模糊，正如尼采所说：“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撒谎而‘心安理得’，毋宁说是典型的现代特征，人们差不多以此来定义现代性。”［4］

　　功利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把社会福利简单的理解为物质性利益，没有看到精神性价值的扭曲和退化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巨大伤害。显而易见，假如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都不过是罪恶人性的衍生物，那么这样的文明怎么可能引领人类走向真正的幸福呢？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意义和方向，果断规正人类社会的前进轨道。

三、心文明——人类文明之新境界

　　不解决人类的烦恼问题，就不可能找到人类文明的根本出路。烦恼是人心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信心”，也就是人类不相信自己内心的能力与潜能，只相信外在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因此，如何建立坚固的自我信心是人类的当务之急。

　　“信心”即相信自心，而不是相信自力或相信自智。古代农业社会以人力（即体力）为最宝贵的资源，“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开垦土地和扩张领土。近现代工业社会，机器取代了人力，人脑（即智力）成为最宝贵的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发展科技和实施管理。当代信息社会，电脑逐步取代人脑的趋势已经出现，人的智力优势以后可能不复存在，那么人心将是最宝贵的资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革新文化和提升道德，人类社会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心文明。

　　在“心文明”阶段，社会进步将始终围绕人的需要，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人的心理感受和精神价值。正如佛陀不去回答那些与人生苦乐、与实现自身生命价值无关的问题一样，人类文明也不应该去做无谓、无关、无效的发展。

　　心文明意味着一场人类自我的革旧图新，一次精神生命的脱胎换骨。笛卡尔说：“人总应力图战胜自己而非战胜命运，改变自己的欲望而非改变世界的秩序。”［5］事实上，心的作用遍及于人力、人脑、人心三个时代而各有侧重。人力时代侧重于心力，人脑时代侧重于心智，人心时代则侧重于心性。梁启超云：“人类能改良或创造环境。拿什么去改良创造？就是他们的心力。”［6］然而如果心力、心智受到烦恼的操控，则又会产生莫大的破坏作用。谭嗣同云：“此诸力者，皆能挽劫乎？不能也。此佛所谓生灭心也，不定聚也。自撄撄人，奇幻万变，流衍无穷，愈以造劫。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机械也，无一不缘此诸力而起。天赋人以美质，人假之以相斗，故才智愈大者，争亦愈大。”［7］

　　人力时代尚武，人脑时代尚知，人心时代尚文。“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8］“文”即是文化，文化是涵育人心、发扬心性的主要途径。心文化是心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人类战胜烦恼的重要法宝，具有三个特点：

　　1、内明之学

　　内明之学是一套系统有效的对内认知方法，因为只有清晰的体察内心状态，准确的把握烦恼相状，才可能提起警觉、消灭烦恼于萌芽。佛教的止观法门便是认知内心的完整体系，先让内心安住于宁静祥和状态，不受散乱念头的干扰，令心的觉照能力更加敏锐，然后再以智慧思维法义，断除烦恼的根源。

　　心的认识包括心相和心性两方面。心相即是心之相貌，法相唯识学归纳出51种心所法（即心理状态），并详细分析了每个心理状态的性质功能和相互关系。心性即是心之体性，禅宗唱“立心为宗”、“即心即佛”，天台宗扬“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直探心性本原。儒家学者朱熹主张“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9］，可谓异曲同工。

　　以佛教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内明传统，正在世界各地取得广泛承认和欢迎，其静心、禅坐等方法被证明具有实际功效，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并引起现代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2、育心之学

　　理智能够辨识但不足以抵消烦恼，要想对治恶欲，就必须发起更强大的善欲。冯友兰言：“理智无力，欲则无眼”［10］，反之可知“理智有眼，欲则有力”。人的情感和欲望具有善恶的两面性，第一步应该通过培养正知见与如理思维，正确区分善欲与恶欲；更重要的第二步则是努力培养善欲以战胜恶欲。

　　王国维曾将教育分为“心育”与“体育”，心育包括德育、智育、美育，以育成完全之人格。［11］董仲舒云：“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12］佛教以心为首、以心为本，修习佛法便是一个育心的完整过程，具体步骤即是“闻→思→修”。闻、思，即是分辨心相善恶；修，即是培养内心的善法力量。佛法并不仅仅停留在名言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重点放在唤起能够策动内心的直接动力之上。出离心即是出离自身无明烦恼的强大善欲，菩提心即是究竟利他的强大善欲，精进心即是追求善法的强大善欲。

　　育心就是培养人的善心、善欲、善愿，是贯穿整个生命的终身学习。善愿是善心、善欲的更高层次。有正见而无大愿，就如同一只瞄准靶心而力度不够的箭。只有发广大心、发广大愿，才有希望实现人生最大价值。

　　3、美善之学

　　判断一个行为的善恶，不能仅看它的结果。评价一种现象是否有利于社会，也不能仅看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人的一切行为最初无不发自于心，最终无不反馈于心。人类的幸福追求不仅仅体现为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更体现为迈向更高的精神境界。只有发扬人性光辉的正面价值，才能消除物欲泛滥的负面影响。

　　真、善、美是人类精神价值的高度浓缩，也是人心中知、情、意三方面的提升方向，认知求真，情感求美，意志求善。东方文化传统认为，美与善是统一的，美与恶是对立的，倡导人们从对五欲的愉悦升华为对善法的愉悦。如孔子“里仁为美”，“尊五美，屏四恶”，视“尽美尽善”为最高境界，孟子以善之“充实之谓美”，荀子则提出“美善相乐”。

　　佛教认为，善与美是因与果的统一，美是善的结果，善是美的原因。一切的美好境界都由善心、善业感得。美又被称为“庄严”，包含具德、交饰二义。故善与美还是内与外的统一，美是善的表现，善是美的内涵。

四、佛教徒的使命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心文化弥补现代文明之失，将开启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当我们对人心具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对人类的未来也就有了更多信心和希望。

　　佛教徒所肩负的使命，不仅是对佛教自身，更是对人类、对众生的使命。“人有三事胜于诸天：一勇猛，二忆念，三梵行”［13］。人类的能力不仅在于能够自我解脱，更在于解脱众生。谭嗣同云：“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14］

　　佛教徒应以慈善的义举化解人类内心的过分贪求，使经济财富摆脱无义的投机，能够更多的回馈于人类的整体福祉；佛教徒应以团结的精神突破人类内心的相互猜忌，彻底消除武力对峙的僵局，以情感的沟通取代彼此的敌意；佛教徒应以善巧的智慧突破人类内心的科技迷思，意识到人类与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同属一个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珍爱生命如同胞，珍护自然如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