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罗玉文：千岁宝掌和尚行化考
发布者： 来源：菩萨在线
在江浙一带，苏州、会稽、四明等地都有“翠峰”，故宝掌经历的翠峰不知具体指哪一处。不过鉴于宝掌此时一直在浙江游化，故此翠峰还可能位于此处，如《宝庆四明志》卷十四：“翠峰，县（奉化县）西南三十里，为安岩山华严禅院之案山。此峰髙入苍，莽冠絶诸峰，古木蓊荟，下临大池。寺之东偏有亭曰“览秀”，对之如画屏环列。” 《延祐四明志》卷七中有：“翠峰，在州西南三十里。” 宝掌之后还到了赤城、云门、法华、诸暨、渔浦、赤符、大岩等地。其中赤城当位于浙江天台：《天台山記》卷一：“自天台观东行一十五里有赤城山，山高三百丈，周回七里，即天台南门也。古今即是于国家醮祭之所。其山积石，石色赩然如朝霞，望之如雉堞，故名赤城，亦名烧山。” “赤城山，在县（天台县）北六里，一名烧山，又名消山。石皆霞色，望之如雉堞，因以为名。孙绰赋所谓赤城霞起以建标是也。山之麓有岩，极深广，晋义熈初，僧昙猷造寺，号“中岩”。齐僧慧明复就塑一佛，故又名“卧佛”。上又有岩二，曰结集，曰释籖，盖灌顶、湛然遗迹也。” 云门指的是浙江绍兴云门山，据《会稽志》卷九：“云门山，在县（会稽县）南三十里。旧经云：晋义熙二年（406年），中书令王子敬居此，有五色祥云见。诏建寺，号“云门”，今为淳化、雍熙、显圣、广福……山有谢敷宅、何公井、好泉亭、王子敬山亭、智永禅师临书阁。” 元人韩性在《修明觉寺记》中还记有云门山明觉寺中有一座宝掌师塔：“沿若耶溪而南十里许，是为云门。溪回路转，苍崖壁立，佛灯僧梵，危出山半。绕上举武数十步，俯视飞鸿，远数众皱，山门横陈，是为明觉寺……有小浮屠，是为宝掌师塔。” 可见，宝掌禅师似乎的确对这里的寺院产生过影响。
之后宝掌又游历了法华、诸暨、渔浦、赤符、大岩等处，法华指的可能是位于绍兴的法华山，“法华山，在山阴县南二十五里，僧昙翼颂《法华经》感普贤见，因置寺，今为天衣寺。” 诸暨位于绍兴会稽山西麓，在此地，宋代文献记载了有关宝掌的名胜：“千岁岩，在诸暨县东南四十五里，一名宝掌岩，宝掌禅师所居也。” “宝掌山，在诸暨县东南四十五里，一名千岁岩，唐贞观中，宝掌禅师开岩于此，中有石室，可容百余人。” 渔浦，“在县（萧山县）西三十里，《十道志》云：渔浦，舜渔处也。” 赤符不知位于浙江何处。大岩指的可能是位于绍兴的大岩山，“大岩山，《绍兴府志》：在府城西南一百十五里，山形若冕旒，又名冕旒山。宋时宫阙在钱塘者，与山相对。” “大岩山，在县（萧山县）北九十里。” 不这几处恐怕都是当地的名胜，而非佛教兴盛之处。宝掌游历这几处后，“返飞来，栖止石窦……时贞观十五年（641年）也。后居浦江之宝严，与朗禅师友善。”飞来指的应是杭州飞来峰，石竇指的就是石穴、石洞。与宝掌交游的朗禅师就是天台八祖玄朗，因其修头陀行而隐居在浙江浦江县的左溪，故其也被称为左溪玄朗。“左溪，在浦江县东二十五里，源出白岩岭，与太阳岭水合流，亦名双溪。南流入浦阳江，又白麟溪源出金芙蓉山，亦东流入江。” 此地还留有左溪讲寺：“左溪讲寺，万历《金华府志》：在县东二十三里，旧名普安院，唐左溪大师法朗道场也，宋开宝间更新请额，曰双溪。《浦江县志》：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额，归并各寺为丛林。” 此寺至今尚存。据《宋高僧传》所记，玄朗的修行非常勤苦，也因此感得许多神异之事，如“此后或猿玃来而捧钵，或飞鸟息以听经” ，而这也可能是宝掌与玄朗交往过程中，“白犬衔书至，青猿洗钵回”这个典故的来源。
宝掌去世后，“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浮即持（遗骨）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刺浮指的应是位于会稽的刺浮山，其山上也有一座称为“明觉”的寺院，“明觉院，在县东三十五里刺浮山。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建，会昌毁废，晋天福八年（943年）复建，号“大明”。院治平二年（1065年）改今额，有千岁和尚塔，亦有碑。” “会稽刺浮山明觉寺有千岁和尚塔，又有千岁洗骨池” 。刺浮山应位于会稽县东，与位于县南的云门山应属两座不同山脉，故云门山的明觉寺与此山的明觉院也应是两座寺院。但这两座寺院却有相似之处，就是它们都有宝掌禅师塔。秦望山是会稽诸山脉中的名山：“秦望山在州（绍兴）南四十里，为众峰之杰。” 明人张元忭的《游秦望山记》中也称：“吾越岩壑之胜甲天下，鼓櫂而出游，远近数十里内，其为竒峰䆳谷怪石好泉者皆是，而群山所宗，惟秦望为最髙。” 宝掌最终改葬于秦望山，似乎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宝掌最终游化的绍兴、会稽等地区的山脉中，秦望山最高，而宝掌埋骨于此，其目的恐怕也是为了烘托宝掌的地位与成就。
经过上文梳理，笔者发现，不仅宝掌和尚的传记出现在宋代，就是与宝掌有关遗迹的记载也多出现在宋元之时 。所以笔者作出这样一个推测：宝掌和尚的传说很可能是宋代才出现并形成影响的。宝掌和尚所游历的地区，几乎都是宋代佛教的重要地域，如峨眉山是宋朝政府大力扶植起来的佛教名山，湖北黄梅在宋代虽已不那么显赫，但其在禅宗史上发源地的地位是不可否定的。其之后游历的江浙地带，更是南宋后中国佛教的中心地域。这似乎也告诉我们，宝掌传说的编撰者们在有意挑选这些地方作为宝掌的游化之地。通过这种方式，凸显了宝掌神僧形象的奇异，同时也在宝掌成名后，为这些地方带来了更大的声望。宝掌和尚的故事，也是中国佛教脱去印度色彩的缩影，如果说宝掌在遇见达摩之前还是颇多诡异神秘色彩的印度梵僧的话，那么他“梁城遇导师，参禅了心地”之后，则成了彻底的中国和尚，其行止也几乎与中国禅僧无异。宋代《会稽志》中所记的宝掌和尚，甚至“居常不食，唯服铅汞而已” ，这样一个和尚哪里会是印度人，明显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印度僧人。季羡林先生在论及宋代中印文化交流时，有这样的论述：“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思想已经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中印文化交流的关系发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同化阶段。” 宝掌传说的出现，正是宋之后印度僧人来华数量逐渐减少的背景下，中国人所糅合出的带有两种文明特征的僧侣形象。他代表了宋及宋之后中国人心中的印度梵僧的形象，同时也代表了中国禅僧该有的风范，他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体，是中国禅取代印度禅的表征，也是中国佛教彻底独立、自信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