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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忠毛: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向度、特点与问题

发布者:      来源:南海佛教网 

  中国佛教在近代以来的变迁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而现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变迁的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佛教的现代性”。本文所论及的中国佛教的现代性不局限于佛教内部的现代性生成,而将佛学思想观念相关的现代冲突、佛教现代社会调适都纳入其中。虽然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历史展开深受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影响,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宗教模式,中国佛教现代性的向度、问题与特点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因此研究中国佛教的现代性问题既无法回避、也无法照搬西方的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诸如西方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化”、“祛魅”、“世俗化”这些重要理论,它们对中国佛教现代性的考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但这些理论毕竟诞生于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适合基督教的解释范式,因此其在中国佛教变迁中的表现与反映,往往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因此,不能仅仅游离在这些含混的概念之间,只有在厘清这些概念的西方文化脉络与宗教背景,并立足于“古今中西”的分析框架,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佛教现代性发展的自身向度、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正如舍勒所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种“总体转变”,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  在舍勒看来,现代性不仅是一场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因此,在东方面临现代性的建构时,以中国佛教生命智慧进行的反省和诊疗也应该有其自身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中国佛教与现代性的关系绝不是单向的,而应该是一种“对话”的关系。20世纪发生的两次围绕中国佛教传统的论争正集中体现了这种对话关系: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传统佛教的批判者主张佛教应该适应现代理性化的需要,从而使佛教理论本身更具逻辑化,接受科学、民主并具备社会批判功能;而坚持中国传统的佛教思想者则希望从中国佛教的传统出发,从终极的层面提出回应现代性的方案,坚信佛教的理性和智能有助于现代理性的虚妄和局限。也许正是这种紧张对峙的对话互动关系,能给中国佛教的现代性以更广的视野,能给人们解决现代性问题有所启发。

      
  这个问题不是留给笔者自己回答的,它应该是中国佛教界及佛教学者共同面临的思考。中国佛教的现代性早已展开、正在进行,并仍将继续。笔者相信,现代性是依据各自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实现的,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现代性,而是有多个现代性。在不同的现代性中,宗教的形式及其演变自然也各不相同。欧洲的现代性虽然是诸种现代性的起源,而且目前仍然对于非欧洲社会的现代性建构起着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欧洲的现代性只是现代性自我实现的种种可能的方式之一。中国佛教现代性未来的构建过程,当然也是依据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脉络,这不仅是佛教界的事情,也是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事情,同时它更是现实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共同选择的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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